[ 《报告》认为，中央银行降低政策利率，一方面会不对称地传导向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进而带来商业银行贷款和存款间息差变化，影响到商业银行盈利。但另一方面，降低政策利率还会带来商业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资产估值提升，以及企业和居民信贷需求提升、不良率下降等，给商业银行盈利带来正面影响。 ]
进入10月底，上市银行三季报也迎来密集披露期，净息差仍是市场最关注的财务指标之一。截至10月29日，已经披露数据的几家银行净息差普遍还处于下行通道之中。
9月以来，央行宣布并陆续落地一揽子宽松政策，市场在关注降准降息对宏观经济的刺激效果的同时，也开始担忧降低政策利率对银行造成的影响，尤其在持续下行的净息差趋势中，中小银行的经营风险被格外关注。基于宏观经济形势，当前市场上对进一步降息的预期并未明显降温。
在10月28日举行的CF40宏观政策季度报告发布会上，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看来，降低政策利率如果快速且充分，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总体来看是有利的，对部分经营不稳健、竞争力弱的银行来说，风险客观存在，但不必为此牺牲利率政策调整计划。
他强调，相比政策利率调整，自发竞争力量对银行的净息差影响更为突出，低利率环境下，非息收入占比提升、信贷占比下降是银行业的趋势。
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凯则强调，结构性因素是低利率环境的必要和长期决定因素，低通胀是低利率环境的直接原因，克服低利率环境和银行低息差，需要系统性地提高名义价格水平。
政策进度和力度成关键，银行息差是顾虑吗？
综合各项宏观经济运行指标来看，当前国内物价水平依然偏低，新增就业面临压力，居民收入和企业盈利增长偏低。CF40《2024年第三季度宏观政策报告》（下称《报告》）指出，当前国内产出缺口仍然为负，总需求不足是制约经济复苏的主要矛盾，政府广义支出和房地产投资成为总需求增长的主要拖累，信用收缩的趋势依然明显。
《报告》认为，从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各部委最新表态、部署来看，新的逆周期政策“药方”已经配齐，接下来进度和力度是关键。
张斌表示，当前各部门的相关政策组合与2015年的稳增长政策组合已十分相似，但包括房地产、地方平台等在内，经济环境已有很大不同，因此需要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其中，财政政策方面，广义政府支出增速需要大于目标名义GDP增速，才能真正发挥逆周期作用；货币政策方面，还要加快政策利率（OMO）下行，大幅降低真实利率。此外，稳定房地产行业需要大幅改善房地产企业现金流，除了现有政策，仍需进一步提振新房市场，对部分房地产企业开展重组。
但从政策推进角度，通过降低政策利率提振总需求水平，仍面临两个顾虑：一是人民币汇率和资本流动压力，目前已有显著缓解；二是银行息差和金融稳定压力，关注度仍在提升。
对此，《报告》专题部分提到，不论中央银行是否调整政策利率，商业银行盈利都会随着经济周期变化而变化。而如果没有充分调整政策利率不能帮助经济走出需求不足局面，商业银行的息差和盈利仍将面临严峻挑战，反之商业银行则会从中获益。
郭凯也表示，银行息差收窄的根本原因来自经济层面而非政策，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应该过度顾及银行息差压力。“降低政策利率如果快速且充分，商业银行短期内的金融资产估值效应会更加显著，而息差收窄带来的损失则是逐渐显现，更有利于商业银行。”张斌说。
《报告》认为，中央银行降低政策利率，一方面会不对称地传导向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进而带来商业银行贷款和存款间息差变化，影响到商业银行盈利。但另一方面，降低政策利率还会带来商业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资产估值提升，以及企业和居民信贷需求提升、不良率下降等，给商业银行盈利带来正面影响。
《报告》结合发达国家经验指出，中央银行政策利率降低没有带来商业银行息差的收窄和盈利的恶化，银行盈利会受益于总需求提升，随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回升。
另从我国2015年大幅降低政策利率后的表现来看，尽管存贷款的政策指导利率没有收窄，但是由于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下降幅度大于存款利率下降幅度，息差最终收窄60个基点，且不同类型银行间差异较大。报告称，这一趋势与国际存在差异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国商业银行高度重视存款和贷款的规模扩张；另一方面是因为商业银行有大量付息成本很低的活期存款，降低政策利率以后存款利率整体降低幅度有限。
“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与‘政策净息差’变化方向相反，说明除了政策利率调整的影响，银行业在市场上的自发竞争力量对净息差有更突出的影响。”张斌表示，商业银行通过主动调整其负债结构和资产结构，以及从更低利率环境下的金融资产估值提升等，部分对冲了息差收窄对银行盈利的影响。如果降低利率过程中还能配合政府投资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信贷需求提升，商业银行的盈利会得到更进一步保障。
但发达国家经验也表明，大幅降低政策利率的过程伴随着银行业的出清。在经济下行周期和下调政策利率过程中，部分竞争力弱或者经营不稳健的商业银行会受到更突出的影响，难免会有部分商业银行难以为继。张斌认为，货币当局需要关注其中的风险，但不必为此牺牲利率政策调整。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为1.54%，与一季度保持一致，处于历史低位。其中，大型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46%，股份制商业银行为1.63%，城商行为1.45%，民营银行为4.21%，农商行为1.72%，外资银行为1.46%。另从上市银行财报来看，个别银行净息差已经降至1.2%以下，三季度这一趋势并未停止。
应对低息差需克服低通胀，“有力度的降息”仍有必要
总需求不足的另一面，是持续的低通胀。今年三季度，CPI在经历了7~8月的短暂上扬后，9月同比增速再度回落至0.4%，当月核心CPI（不包括食品和能源）同比增速降至0.1%，为疫情以来最低。PPI环比增速已连续11个月下跌，9月为-2.8%，较6月下降2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低通胀是经济运行的结果，反映出国内持续存在比较明显的总需求不足问题。郭凯从更长期的视角谈到，结构性因素作为引起低利率环境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也是一个长期因素，叠加低通胀共同带来了国内低利率的现状。
他进一步表示，我国的中性利率即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的水平在过去20年间一直处于下行趋势，即从4%左右降到了去年的0，对应的是企业回报率下行、资本产出比上行等趋势。在这背后的诸多影响因素中，过高的储蓄率、人口结构变化、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提升等是主要原因。
郭凯表示，在将国内自住房租金纳入CPI测算后，我国自2021年以来的CPI下行趋势会更为明显，而基于此测算出来的真实贷款利率，呈现着更为明显的上升趋势。“我们名义利率其实已经被压得很低了，但低通胀导致了实际利率还很高，所以名义利率还有继续往下走的压力。”他说。
“但利率下行或者低利率环境并不必然导致息差收窄，因为理论上资产利率和负债利率是一个同步或者接近于同步下调的过程。但如果名义利率是有下限（未必是0）的，（存款）利率降无可降会让息差压力更为明显。”郭凯认为，如果负债端利率下调空间有限，资产端利率下调更剧烈，会使得息差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如何应对这种趋势？郭凯认为，要克服低利率或低息差的环境，需要提高名义价格水平，需要“温和通胀”。但在这个过程中，考虑到相关设置对制度安排的较高要求以及我国实际情况，相较于设置一个通胀目标值，设定名义GDP目标对我国央行来说或是更为适用的宏观调控模式。
“（名义GDP目标）包含了通胀目标和逆周期调节两重含义。”郭凯认为，在此目标下，同样需要三方面的具体政策，即经济意义上的积极财政政策、持续大幅度的降息、更强有力的房地产止跌措施。
在货币政策建议方面，前述《报告》也指出，我国当下的基本事实是，实际利率显著高于中性利率，两者之间还有5~6个百分点的差距。因此，应以降低真实利率为重要目标继续落实“有力度的降息”，并适时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率降至政策利率水平以下。
“9月底的降息应该作为一个起点，通过更大幅度的降低政策利率和更清晰的市场沟通，带动通胀预期和名义增速预期的回升，达到降低真实利率的目标。”报告认为，要想明显改善名义GDP增速预期，需要在约半年的时间内，分四到五次降低政策利率100个基点，并通过降低政策利率带动LPR至少下降100个基点。
